工业和信息化

〔2 〕我国学界也普遍将可识别性界定为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

1999年的释法乃由于终审法院对有关案件作出终局判决后，特首向中央提请释法。至于相对少数的涉及《基本法》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可能有需要对《基本法》进行解释。

（小题为编者所加）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讲座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进入 陈弘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一国两制 宪制秩序 。从涉及《基本法》的案件的数量和被解释的《基本法》条文的数量来看，特区法院是《基本法》的主要解释者。此外，自从1997年特区成立以来，全国人大本身也曾两度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问题作出决定，这便是2020年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和2021年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如有关法律有不清晰之处，法院会在判案过程中予以解释。特区法院须遵从人大决定 在判例法中，法院就不同类型的案件定出了相应的审查标准，例如对于涉及有限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的社会政策、政治问题或国家安全的案件，法院会采用较宽松的审查标准，即在较大程度上尊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判断。

2011年的释法是25年来终审法院唯一一次根据基本法158条第三款自行提请人大释法。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反映中央对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实施的关心和重视。二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

〔22〕参见吕维平、邓燕萍：《搜索引擎概念探析》，载《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6期。个人信息处理者主动删除是其所负有的法定义务，而删除权是个人信息主体所享有的权利。然而，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6项的规定可以看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虽然在谷歌西班牙案中，法官最后的裁决结果是：与申请人有关的文件不得出现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列表中，但是，该文件本身（西班牙报纸的文章）仍然是可以公开访问的。

〔20 〕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并没有对不得删除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正如下文将讨论的，由于删除的情形非常复杂，是否可针对搜索引擎行使删除权，法律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加以规定。如果搜索引擎在搜索相关个人信息时，非法制作各种大数据，与他人共享，甚至打包销售，此情形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31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搜索引擎就可以不适用删除权规则，应当看到，搜索引擎是一把双刃剑。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所明确列举的几种情形，均属于信息处理者丧失了进一步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此时继续处理个人信息时，就侵犯了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这就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新情形。民法典第995条规定：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公权力的救济以确保删除权的实现。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范围相当广泛，足以将被遗忘权需要保护的情形涵盖进去，无须单独规定被遗忘权。的确，侵害删除权虽然可能导致行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删除权就是公法上的权利。在信息主体通过行使删除权保护其个人信息时，既可通过请求和诉讼的方式直接行使该项权利，也可以在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删除时，依法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在符合下列情形时，信息处理者负有删除义务，同时信息主体也相应地享有请求删除的权利： 一是處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从民法典第1037条第2款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信息主体只能以请求的方式实现删除个人信息的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与该信息主体有关的信息，并非真正被忘记了，而是从互联网的积极记忆中删除了。就此而言，删除义务并非不真正义务。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艾伦·威斯汀（Alan Westin）率先提出个人具有决定自身个人信息的权利， 〔14 〕后来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马尔曼（Christoph Mallmann）明确提出了个人信息自决权，认为个人信息的本质就是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是个人自我表现及与社会环境交流的媒介。笔者认为，违反此种义务可能产生行政责任，但是并不当然导致民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之后，应当积极总结经验，使该制度不断完善。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没有明确赋予法官或者主管机关进行利益衡量的权力。三、删除权与搜索引擎 毫无疑问，搜索引擎也大多是信息处理者，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删除权的规则。该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特定的，权利人也只能针对特定的义务人行使，而不能对抗义务人之外的其他主体。

因此，删除权规则对搜索引擎的适用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信息主体提出请求前，已经发现了存在应予删除的情形，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地删除。

但个人明确拒绝的权利只能针对一般平台行使，由于搜索引擎有其特殊性，其并不产生新的信息，而只是为信息流通发挥中介作用。〔12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虽然我国民法典第995条将人格权请求权的适用范围限于人格权，而不包括人格利益，而个人信息属于人格利益，似乎无法适用人格权请求权。

〔58 〕也就是说，在符合删除权行使的情形下，在信息主体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相关个人信息后，信息主体拒不删除的，将构成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信息主体个人信息的侵害，信息主体也有权依法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删除权虽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但仍然不能等同于域外法中的被遗忘权。

例如，只要个人信息权益人撤回了同意，无论处理者是否有过错，个人信息权益人均可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以实现其个人信息的自决。如前所述，在一般情形下，删除权人请求删除后，信息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还新增了信息处理者应当在符合删除权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主动删除信息，即在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情形时，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另一种观点认为，删除权是个人信息自主权的权能，被遗忘权属于个人信息自主权的范畴。〔41 〕即权利人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过时或不准确的信息。

〔33 〕另一方面，搜索引擎的信息汇聚功能使得一般公众可以高效、便捷地了解与特定主体有关的所有信息。〔23〕See Julia Kerr， COMMENT： What is a Search Engine？ The Simple Question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got to Ask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17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 217. 〔24〕JeffreyToobin， The Solace of Oblivion， NEWYORKER，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9/29/ solace-oblivion. 〔25〕T. Berners-Lee et al.， Network Working Grp.， Request for Comments： 1945，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2006）， http：//tools.ietf.org/html/rfc1945. 〔26〕Case C-131/12， Google Spain SL v. 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 and Mario Costeja Gonzalez. 〔27〕Orla Lynskey， Control over Personal Data in a Digital Age： Google Spain v.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alez （2015） 78：3 Modern L Rev 522. 〔28〕Chris Jay Hoofnagle et al.， The European Uni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28 Info. Comm. Tech. L. 65， 90 （2019）. 〔29〕Christopher Kuner， Lee Bygrave，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479. 〔30〕任甲玉與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在购物时，商家要求消费者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任甲玉案中，与任甲玉有关的搜索信息是其原来任职单位合法公开的信息，搜索引擎提供的关键词，也是基于这些合法公开的信息，并且根据过去其他用户的搜索习惯和当前搜索词之间的关联度计算产生的，因此搜索引擎对任甲玉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建立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6项所规定的合法性基础上。

但在该案审理时，我国法律中并无对被遗忘权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被遗忘权的权利类型，因此二审法院以任甲玉没有证明其在该案中所主张的人格利益具有正当性和应予保护的必要性为由，驳回了任甲玉的主张。在购物完成后，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不存在时，消费者应当有权请求商家及时删除其相关个人信息。

二是技术上难以实现的。第一，在信息源已经被删除的情形下，搜索引擎继续处理相关个人信息。〔21〕参见同前注〔11〕，程啸书，第366页。而删除权的功能在于维护个人信息的完整、自决，其并不直接指向财产利益。

这是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上存在着海量信息，网络平台作为信息处理者，难以准确地判断哪一信息符合删除的法定情形。该条实际上对人格权请求权已经作出了规定。

总之，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并没有包含被遗忘权，该条所规定的删除权与被遗忘权存在明显区别，两者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不宜认定该条所规定的删除权包含了被遗忘权。三是信息处理者具有过错，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信息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

在该权利产生之后，还需要权利人积极行使，才能达到维护信息自决的目的。简言之，公益诉讼的提起仅限于大规模侵权的情形。